刘海年教授获奖致谢

得到各位评委的肯定，我获得李步云法学奖，深感荣幸。

这里，我首先感谢张文显教授为主任的评奖委员会各位评委。刚才，张志铭教授在颁奖词中对我以往的工作用了许多溢美之词，实在不敢担当。我只好将其作为学界同仁对我的鼓励与鞭策，今后更努力搞好研究。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党和人民长期对我的培养教育。我于1950年1月13岁时参加工作，当时只有初中文化，在部队宣传队编、演些小节目。文化程度低，上级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华中大学肄业的女青年潘文彬任辅导员和文化教员。1952年全军学文化，我也被派到连队当文化教员，学员是从东北南下四野的干部战士。为了教好，上级要求教员应达到高中程度，我只能边教边学。1953年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党号召向科学进军。1954年周总理作知识份子问题报告，党和国家动员机关、部队、工矿企业的青年知识份子报考大学。我于1957年考上大学，之后又进修研究生。转业费花完后，学习七年由国家助学金支持。196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至今，现在仍然在指导博士生。回顾走过的道路，我深深感到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不可能有今天。

这里，我还要感谢我工作和生活的团队——法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是按党的重要创始人、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董必武建议，于1958年建立的。三位第一任所领导张友渔、周新民、韩幽桐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著名法学家。他们分别是法理学专家、宪法学专家，民法学专家，国际法学专家。在他们领导下，研究队伍是由苏联留学归来的副博士、大学毕业生与国内毕业的研究生、大学生组成。我和李步云教授是六十年代毕业先后进所的。在祝步云七十寿辰时，我曾谈到，我和他参加军是同步，都是解放初，上大学同是1957年，毕业后都又继续读研究生，他在北大修法学理论，我在人大修法律历史，后来都到了法学研究所，“文革”后1978年都被指定为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和研究所同志一起按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写文章、开研讨会呼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1979年我们又一起参加起草中央文件，等等。为适应形势需要，加强法学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所陆续招收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毕业研究生，注入了新生力量。这些年轻同志后来除提升任省部级领导和进入研究所领导岗位的，还有如梁慧星、杨一凡、郑成思、王小晔等一批同志都成了法学界著名专家。正是这个团队，遵照党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方针，通过相互切磋和学术观点碰撞，在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人权理论在内的法学诸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了智囊团、思想库的作用。我作为这个团队的成员，过程中也得到了提高。

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老学者谈“学术人生”，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研究尤其要说真话》。开头一句话是：“人生在世不可能不说套话，担任公职还要学说一些官话，但是，要做成几件事，一定要说真话，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祖国现在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以上广泛的权利要求，都是法治和人权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我现在已进入耄耋之年，为了最后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些贡献，今后研究工作中，对客观事物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做到说真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