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守廉教授获奖感言

尊敬的李步云教授，尊敬的张文显教授，以及其他参与了李步云法学奖的学者们：

大家好！非常感谢你们授予我这个莫大的荣誉。我感到谦卑和不配，我希望把接受这个奖项作为对致力于学术交流、教育和公共利益工作的认可，我因此有幸与这么多亲爱的中国朋友和同事参于其中。

我的感激之情来自于我对李步云教授的深切敬意——他和江平教授、郭道晖教授一起被尊称为中国的“法治三老”。

第一次见到李教授是在35年前。大家都知道，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历史性和英雄式的人物。李教授是朝鲜战争中英勇的老兵，为他的祖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40年前，他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就参与写了把法治(Rule of Law)和法制(legal system)区别开来的第一篇文章。这篇1979年文章，是李教授与王德祥教授和陈春龙教授合著，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从而开启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促进法律更大的自主性的种种努力。我很高兴在哈佛的教材中使用了文章的这部分内容。

从那时起，他先是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和广州大学，然后是在上海金融和法律研究院，李教授继续通过文字和行动来推进这类想法，促进对法律的尊重。其中包括他担任《法学研究》主编，他在起草1982年《宪法》中的作用，他所提出的法治十条标准(或十项措施)，以及他在发展权和人权方面的工作。

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自己无法亲临现场和你们在一起来接受这个奖项，直接向李步云教授表示我的谢意，并向我的好朋友、哈佛校友陈弘毅教授的成就表示祝贺。我无法参加你们在广州的会议，是因为我将在同一个时候，以我在国际特奥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身份会见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并举行会议。

说到这一点，请允许我对自己受到褒奖的工作说几句话，当然我确实希望再次强调，我只是参与这类努力的许多人中的一分子。

35年来，我很荣幸自己能够一直参与中国法律教育交流活动。起初是通过CLEEC即美中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这也是李步云法学奖2013年获奖人爱德华教授在1982年领头创办的一个组织)。后来，在过去30年通过哈佛法学院，我很高兴有一个小角色去帮助数以百计富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出国(主要是，但不只是到美国)，和许多美国学生去中国，都是为了补充他们的法律教育。我很高兴能与爱德华教授和许多中国朋友，包括早些时候和李教授在这方面共事。尤其让我自豪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已作出决定，要录取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最优秀学生（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学费），并提供所需要的财务援助，以便他们能够就读。我一直在努力，以确保这项政策继续下去。

在过去的14年里，我还有幸就我们对残疾人保护法的共同兴趣与中国的同事，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进行合作。我们共同完成了不少很棒的项目，包括在2007年举行的关于残疾人保护法的划时代的国际研讨会议(与全国残联一起)；汇编关于残疾人政策不同保护办法的书籍；关于残疾人保护法律的开创性论文集；一项针对有残疾的法学院学生的交换项目。本着这种精神，我决定将李步云法学奖的奖金全额捐赠给中国特奥会，以支持他们的工作。

从少年时代起，我有幸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和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当我以此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我的家人告诉我，担心我毕业以后会不会找不到工作，因为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美国和中国当时没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因为我发现中国历史是如此迷人，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文明的丰富性会给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的说，即使是现在四十年以后，我还是这种感觉。我特别感谢中国学者共事互敬的关系，我们的观点在有点问题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然这在学术界是很正常的。

最后，我感谢李步云教授在漫长而丰富的学术生涯中所做的一切，并感谢你们选择我成为今年李步云法学奖的获奖人，谢谢你们！